“复旦-上中导师制计划”政治系列讲座之“国家的定义、起源与演化”

21世纪初，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中曾表达对全球化的朴素期待。然而，2020年以来，他所预设的全球化平坦化范式似乎并未兑现，国家主体性、边界性逆势强化。国家边界明晰化，地缘博弈常态化；2020年以来全球战争死亡人数爆发式增长；大国博弈全面凸显；美国本位主义回潮，推行非法移民驱逐政策；谷爱凌国籍归属引发舆论争议。同时，国家符号与国家认同深度嵌入个体日常生活：国庆、春节等全民节日中、日常升旗仪式中的国家符号渗透进民众生活肌理；《我和我的祖国》等红色文艺在全社会传播；《哪吒2》票房背后的国民情感共鸣…… 何为国家？为何存在国家？国家如何演化？

国家的内涵，可从语言学与政治学上溯源。汉语中“國”字四周围墙象征领土，“戈”代表武装，“口”指代人民民众；“家”字本义蓄养猪的居所；“国家”兼具封地、朝廷、皇帝、都城诸义。英语中“state”本义为统治者的地位与权力存续状态，后引申为制度化主权国家实体。而在政治学理论上，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给出学界对现代国家的成熟定义：在一定疆域内，成功宣布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团体。具体而言，首先，国家是纯粹的人类集合体，并非神权、天命的神圣产物；其二，国家活动于特定地域边界内，而不同于宗教的全球传播、企业的外向扩张，因而一定会面临地缘政治的现实议题；其三，国家实现了暴力的制度化、垄断化，如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反家庭暴力法》等将暴力划定为国家专属的公共权力，而非古惑仔、日本武士、欧洲骑士中无序、分散、私人的暴力形态；其四，国家暴力因国民认可而获得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论证，正如奥尔森以‘坐寇’与‘流寇’区分国家与黑帮，国家从不竭泽而渔、以掠夺剥削为逻辑，而以国民自觉自愿的服从实现主权政权的存续。

国家存在的价值逻辑，则在早于韦伯200余年的霍布斯《利维坦》中已有阐释。霍布斯立足英国国王派与议会派斗争，提出“国家”是“人造的人”，国家的主权是“人造的灵魂”，以保护自然人为目的。他的理论预设三大前提：第一是怀疑主义世界观，即自我保存是正当的；第二是财、权等的竞争使人们倾向于敌对、争斗与战争；第三是无绝对强者，超自然存在，即强弱可动态转化，相对平等。自然状态下，人类必将陷入持续搏斗与残酷战争，生产秩序无以维系。为摆脱无序，个体让渡权力，托付于能够聚合意志的公共权力，从而借助主权者保障安全。在历史上，恩格斯曾从唯物史观出发，以国家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历史性产物，伴随私有制与阶级产生，也必将随阶级消失而亡，这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而国家的现实演化中，中西方呈现出不同进路。西欧封建社会长期分裂割据，骑士团、王国、领地林立。蒂利曾提出：“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持续战争倒逼统治者通过征税、扩建官僚、扩张领土、构建国民认同以积累战争资源，而在强制与资本结合中，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共生成长。后续欧盟、全球化、世界公民等概念，皆是对单一国家形态的突破尝试，但仍无法撼动国家的主体地位。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国家形态起源，总体性战争取代局部冲突，百家争鸣奠定思想多元，铁器与土地私有化推动经济变革。秦汉大一统王朝以皇帝制度、郡县制确立中央集权，并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社会规则，独尊儒术完成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统一。中国传统秉持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以文化认同而非固化疆域作为共同体纽带，形成独特的大一统政治传统。

课程结尾，胡老师留下了“何谓爱国”的问题。托尔斯泰曾说：“爱国主义既是愚昧的，又是不道德的。”托尔斯泰语境下的“爱国”又有什么意涵？爱国主义何以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在全球化与超国家理念的浪潮下，在个体意识的觉醒中，国家为何仍是人类最核心的归属共同体？爱国主义有没有可能异化为局限的族群狭隘情绪？如果有，又何以引导民众将爱国主义根植于共同体存续的理性自觉之中，确保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

（胡鹏教授讲解国家的定义、起源与演化）

（文：2708 徐林哲/图：实习生朱佳辰/编辑：胡晨、实习生樊思怡）

“复旦-上中导师制计划”语文系列讲座之“诗的缘情”

5月17日，王教授继续带我们按时间逻辑来探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体现。

从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屈原那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从文字中的言志开始逐渐弱化，才子与儒生两类人开始分别，“道统”与“政统”开始拉锯。这种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另外，教授也说，道统如果只将价值观加于政之上，是无法长久存续的。这也正体现了“诗教”的必要性。

他引用了焦循所言，诗是“温柔敦厚”的，即不直接表达而通过比兴来言说。宋代由人及天，提出了很多原创性观点，从而发展出了观点不同的觉派。

新的一讲，王教授带我们走进“诗缘情”。首先我们需要界定诗人：个体出于自身思考感受写诗并传达给他人。我们从“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关系来进行探究。

古代，从商周的采诗陈志，到后来赋诗言志，诗乐分家，诗经历了一系列演变。

（王涛教授探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体现）

（文：2709张梦斐/图：实习生朱佳辰/编辑：胡晨、实习生樊思怡）

“复旦-上中导师制计划”历史系列讲座

来自复旦大学的李天纲教授先由西学在明末清初开始进入中国的现实为引入，指出中国的文化在不变之貌中有变之实，并非文化单向的输出，更是文化的互鉴。随后，借徐光启、李之藻两位典型人物，对现代科学、文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作了进一步阐述。中国的思想文化两大变革，一在于中古“佛学”，另一则在近代“西学”，二者都引入了新的名词、原理。随后，李教授又讲到了李约瑟问题，谈到地理、天文、仪器上中西的交流，指出中西之间在鸦片战争之间已有一定了解与交流，尤其明代对亚里士多德的汉语翻译具有重要意义，而同时期中学的西传对欧洲的发展也有巨大影响。

（李天纲教授中国的思想文化两大变革）

（图：实习生朱佳辰/编辑：胡晨、实习生樊思怡）